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首先公开跳出来诬陷攻击贺龙的是康生。

　　他于1966年7月捏造了贺龙和彭真要搞“二月兵变”的弥天大谎。

　　康生为什么要捏造贺龙搞“二月兵变”?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1964年10月，苏联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

　　中共中央认为，这可能是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契机。

　　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康生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当着六七位苏联元帅和外国记者的面，向贺龙挑衅，公然诬蔑毛泽东，说什么“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

　　甚至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一听他攻击诬蔑毛泽东，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

　　并立即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马上找苏共领导严正交涉。

　　为此，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代表苏共中央、中央主席团公开向周恩来、贺龙和中国代表团表示道歉。

　　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和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他在1965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一再向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打招呼，提出要防止和对付“兵变”和“政变”。

　　林彪很会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念兵变经。

　　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并列举了从周朝到民国发生政变的例子。

　　随后，林彪话锋一转，联系到当时国内的形势，煞有介事地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

　　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在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于1966年9月22日印发全党。

　　林彪大念政变经之目的：一是要迎合毛泽东怕丢失江山的心理，表明自己忠于和紧跟毛泽东；二是要造成好像真有人要搞“政变”的紧张气氛，制造混乱。

　康生对林彪的讲话很欣赏。

　　他看到林彪越来越受毛泽东的宠信，地位青云直上，大有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之势，便决定攀附林彪，找新的靠山。

　　他的政治嗅觉很灵，早已知道林彪心中所恨的军队领导一个是罗瑞卿，另一个是贺龙。

　　如今罗瑞卿已被他搞掉，接着就是要搞他的“后台”贺龙了。

　　所以，康生心中盘算着怎样助林彪一臂之力。

　　继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写的震惊全国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7月，又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贴出了一张震惊首都的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大字报说：“北京卫戍区要在北大、人大驻一部分军队，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准备的。

　　”在到北大看抄大字报的人群中，有一位姓王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看到了这张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后，立即回去写了一张题为《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质问已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原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大驻兵，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北大贴出《二月兵变》大字报的事，康生很快知道了。

　　他立即派联络员到北大调查，找到了参与写大字报的一位同学。

　　此人一听是康生要了解此事，便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我们北大几个同学和工作人员一起开串连会时，有人揭发了2月要在北大驻1个团的事。

　　在当时的情况，调动那么多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在写大字报时，就取名“二月兵变”。

　　他还交出了大字报的原稿。

　　联络员向康生将调查情况写了书面报告。

　　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陈伯达住的一号楼会议室开会，郭影秋应召参加。

　　康生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喊道：“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影秋毫无思想准备，说道：“没见过这张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

　　康生厉声责问。

　　“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郭影秋坦然地回答：“既然没有的事，也就没有必要汇报了!否则不是干扰中央文革吗?”

　　康生把联络员写给他的“二月兵变”的调查报告扔到郭影秋面前，“这是经过调查的。

　　‘二月兵变’人证物证俱在，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报告……”

　　半个月后，康生于7月27日傍晚来到北师大，在群众大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

　　今年2月底，3月初，北京市长彭真这个大黑帮分子，他们策划搞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倒，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他策划在北大和人大，每个学校驻1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在北大看过房子。

　他们也在人民大学看过房子，但郭影秋知情不报，同流合污。

　　后来，北京大学用大字报把这个阴谋活动揭发出来……这张大字报是千真万确的。”

　　经这位一言九鼎大人物这么一讲，“二月兵变”就成了铁定的事实。

　　8月，林彪对贺龙下手了。

　　他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这同康生捏造“二月兵变”的谎言合上了拍。

　　康生就进一步大造舆论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体委就是贺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在体委组织政变队伍，还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海、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同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200条枪。”

　　装甲兵“许光达专案组”有两个干部曾专门问过林彪党羽李作鹏：“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搞兵变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吗?”

　　“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李作鹏肯定地说。

　　“‘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作鹏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将×军(贺龙的老部队)调来北京，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经康生、李作鹏等人反复肯定，“贺龙、彭真阴谋搞‘二月兵变’”，蛊惑人心的消息飞快传向四面八方。

　　到1967年初春，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贴满了“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急电传单和大字报，并掀起了“打倒贺龙!”的高潮。

　　所谓“二月兵变”，完全是康生为了配合林彪打倒贺龙故意捏造的谣言。

　　事实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给北京卫戍区新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

　　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卫戍区派人找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帮助解决。

　　崔月犁答复：“由你们去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政府出面借用。”

　　卫戍区同志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后来听海淀区人武部干部说，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去搞“四清”，有些空房子。

　　卫戍区找房的干部就到北大、人大、石油学院和农业大学去联系。

　　当时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进驻学校不太合适，但部队住房确有困难，同意暂借部分空房。

　　北京大学也同意借出部分空房。

　　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知道后，认为部队驻学校不合适，决定不驻学校。

　　最后，这个部队驻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康生硬把它说成是彭真和贺龙调动部队搞“兵变”的政治事件。

北京卫戍区听到康生7月27在北师大讲“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后，认为事情重大，即派人进行认真调查，并于7月29日向康生写了一个正式报告，说明卫戍区曾打算向北大和人大租借房子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二月兵变”问题。

　　8月2日，邓小平到人大参加群众大会，有人向他递条子问：“‘二月兵变’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他无畏地站出来，说：“这个二月军事政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给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接着他又十分肯定地讲：“我郑重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陶铸也在会上明确指出：没有“二月兵变”这件事。

　　自从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而且1966年2月正在广州休养。

　　他怎么调动部队?特别是在当时“文革”非常时期，在首都北京不要说调动一个建制团，就是只调动一个营，甚至一个建制连进城，也必须由毛泽东亲自批准。

　　在邓小平、北京卫戍区澄清了事实真相后，康生继续在群众中煽动，后来他又向“贺龙专案组”布置，将“二月兵变”作为贺龙的现行问题进行清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逼供信。

　　这足以证明，康生捏造“二月兵变”的谎言，完全是出于迫害贺龙，向林彪邀宠的政治需要。

　　康生捏造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出笼后，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打倒贺龙的高潮。

　　林彪见整贺龙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亲自出面策划一系列活动。

　　林彪要打倒贺龙，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从历史上讲，1942年，贺龙从晋绥军区调到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林彪在遵义会议时表面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林彪又不顾大局，对毛泽东提出留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林彪还曾说，同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

　　不料毛泽东同贺龙的这次谈话，很快被林彪知道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同时，贺龙和林彪对建军治军的思想和做法上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认为政治好一切都好，因此“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贺龙反对搞空头政治。

　　他认为政治既是统帅又是保障，政治不能代替一切，也不能冲击一切。

　　主张既要重视并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组织官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

但是，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还必须有良好的军事装备，过硬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平。

　　因此，贺龙在国防建设中，除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外，根据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既抓国防工业，建设一个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不断研制、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装备部队，同时抓好武装力量的建设。在武装力量建设中，即抓人民解放军，又十分注意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民兵三落实；对人民解放军，强调要搞好领导机关建设，但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贺龙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他说，在和平时期，要使部队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杀敌本领，惟一的办法是搞好军事训练。

　　所以，贺龙在1964年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育方法，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大练兵高潮，使部队的军政素质上了一个台阶，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所有这一切，在林彪看来，贺龙是在搞“单纯军事观点”，是同他的“突出政治”唱反调，同时，他还深怕毛泽东进一步委贺龙于重任，威胁到他的地位，成为他篡党夺权的严重阻碍。

　　鉴于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林彪把贺龙视为他的大敌，必欲置他于死地。

　　但是，贺龙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举国上下，妇孺皆知。

　　贺龙又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功勋卓著。

　　因此，林彪的心中非常清楚，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扳不倒贺龙的。

　　要打倒贺龙还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他还是采用整罗瑞卿那种恶人先告状的办法。

　　唆使党羽和一些人给毛泽东写贺龙的诬告信。

　　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外事局部分群众贴出《特大喜讯》的大字报，到总参党委表示庆祝党中央、毛主席同意他们暂时不让该局局长参加接待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要求，并向原来不同意他们意见的总参领导示威。

　　总参作战部的部分群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

　　在群众一再要求下，作战部长王尚荣也签了名。

　　消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叶群说：“一个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轰总参领导人，这件事真稀奇。”

　　“我看他们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王尚荣是贺龙的老部下，又任作战部长的要职，林彪在打倒罗瑞卿后，就蓄谋要整贺龙，现在终于找到了打倒贺龙的“突破口”，他利用这张大字报大作文章，开始公开整贺龙。

　　林彪认定王尚荣是“受贺龙指使的”，“贺龙是后台”，并告诉总参：“你们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3天后，即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吴法宪说：“会议期间，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曾到贺龙家去谈过，他们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

　　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

　　林彪脸色铁青，冷冷地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吗，我早就知道贺龙插手了。

　　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

　　他对吴法宪说：“空军机动性强，是一块肥肉，都想吃，”“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

　　你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我。”

　　9月2日，林彪又把海军的李作鹏找去，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

　　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大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们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随后，林彪授意叶群亲自给总后勤部、装甲兵、工程兵、炮兵、二炮、后勤学院和政治学院的个别领导打电话，让他们写有关贺龙“插手的材料”。

　　所谓贺龙“插手”总参、海军、空军等，完全是林彪对贺龙进行政治迫害捏造的罪名，也是他耍的贼喊捉贼的伎俩。

　　事实是，林彪为了长期控制海空军，支持他安插在海空军的亲信李作鹏和吴法宪大搞宗派活动，把这两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搅得很不团结，部队问题很多。

　　为此，军委常委开会，专门研究海空军的问题，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不团结问题，贺龙对李作鹏等人攻击贬低别人，标榜抬高自己的宗派活动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是不正派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可搞阴谋。”

　　贺龙批评吴法宪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有许多都是假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军委常委会议为解决海空军的问题，曾讨论调整这两个单位领导班子的事。

　　林彪深怕动摇他在那里多年苦心经营打下的根基，提出：“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动。”

　　贺龙则表示：“个别的也可以做些调整。”

　　林彪认为，这是贺龙“公开反对我。”

　　吴法宪、李作鹏对贺龙的批评一直心怀不满，他们按林彪的旨意，于9月3日和7日先后写了诬告信。

　　李作鹏诬陷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某些人反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企图“罢官夺权”；吴法宪的信中诬陷贺龙插手干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幕后指挥刘震、成钧等人，“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企图罢官夺权。”

　　所谓贺龙夺了政治学院的权，也完全是造谣诬蔑。

　　起因是，1964年在军队院校整风中，军委派到政治学院的工作组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向军委作了报告。

　　贺龙于9月15日接见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人，以及18日同徐向前、罗瑞卿和总参、总政领导到政治学院接见学员之前，向总参、总政领导人对政治学院的工作和整风谈了他的意见。

　　贺龙首先指出：“政治学院要搞政治”，“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学好毛主席著作”，要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

　　对学院的整风，贺龙讲了历史上的教训，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不要像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那样“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把这一套搞到政治学院就不好了……”

　　最后，贺龙语重心长地对政治学院的领导说：“现在全国学解放军，你们负责训练地方干部，第一、第二批有一千二百多人，教不好，回去起坏作用，解放军的影响就臭了，怎么得了!政治学院啊，要搞好啊!”在整风过后，军委决定对政治学院的个别领导作了调整，这就是林彪诬蔑贺龙夺政治学院权的真相。

　　至于所谓贺龙“要夺总参的权”，是林彪根据总参作战部的一张大字报，按照他荒谬的整人逻辑推理演绎出来的，完全是无中生有。

　　为了搜集打倒贺龙的材料，林彪真是费尽心机，连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宋治国也动用起来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宋治国有机会经常接近军委领导，所以林彪也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贺龙的材料。

　　8月下旬，宋治国经常到人民大会堂去。

　　因为林彪住在那里，作为警卫处长，他要对林彪的安全负责。

　　叶群找宋治国经过几次密谈，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

　　于是从9月7日至24日，宋治国给林彪写了4封诬陷贺龙的信，林彪立即命秘书上报毛泽东。

　　宋治国的这些信中说：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4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放主席的照。”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常去他(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这支小手枪后来放在住在中南海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

　　教育大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要求警卫人员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是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

　　可见，宋治国“揭发”贺龙的所谓材料，有些纯属造谣诬蔑，有些是他个人捕风捉影的猜测，更荒唐可笑的是，他把本来很正常的领导人的往来、合影，贺龙要求警卫人员提高射击技术，甚至外出不要警卫车等等一概说为“不正常”。

　　宋治国信中“揭发”贺龙在董必武家藏枪支的事，周恩来也很快知道了，而且据说要用它来“暗杀毛主席”的。

　　这谣言造得实在太离奇了，周恩来是不相信的。

　　但这是警卫处长揭发的，事关毛主席的安危，他不能不查清楚。

　　一天，周恩来遇到董必武，悄悄地说：有人说，你女儿那里有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董老感到很突然，觉得事情重大，一回到家中，就严肃地问女儿董楚青关于贺龙给她枪的事。

　　董楚青非常惊讶，说：“这是从哪里说啊!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在我这里的，那是1959年的事。

　　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到贺老总家玩，是我向贺老总要来玩的，根本没有子弹。”

　　随后，她赶紧从箱子底下翻出那支当玩具用的小手枪，遵父亲嘱咐，交给中央警卫局，枪已经生了锈，接枪的人用了很大的劲也拉不开枪栓，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董楚青还写了事情的经过，送给总理办公室。

　　这起贺龙在董必武家藏枪支的谣言，很快就被戳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