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时的八达岭游览区内什么通讯设施也没有，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立即带海伦找到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在那里，他们发现一部电话，可这部电话被安全保卫人员牢牢地看管起来了。

外交部的陪同向警卫说明情况，一再强调这篇报道如何重要，只需短短的通话就能解决问题。但那名警卫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死命令。海伦见交涉不成，愈发显得焦急。恰好这时，他们在附近碰到了安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即向他报告了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杨德中亲自找那名警卫说情，孰料他说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身着便衣。命令是警卫的直接上级下达的。眼看着电话就是不让打，海伦真的急了，冲着外交部的陪同嚷嚷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警卫的直接上级来了。经过说明，他同意海伦使用那部电话。尼克松在长城谈话的报道，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6日，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乘坐中国领袖使用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

北京的接待人员还不曾松一口气，到杭州，接待人员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住各处，尼克松被安排在刘庄，周恩来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恩来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恩来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的景点等过了会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周恩来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会合点不远处的一片草坪上等候，他们也是准时到达的。负责外宾警卫的邬吉成当时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一向守时的周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会合地点。后来，他从跟随周恩来的杨德中口中得知，在那边等候的人可着实焦急不堪。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有文字披露说：罗杰斯如此节外生枝，有借以发泄对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会见时将其撇下不满之嫌。

《中美联合公报》此前已经毛泽东、尼克松分别予以同意批准，此刻再提出修改，岂不显得反复无常吗？尼克松气得要死，在刘庄宾馆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脸色铁青。最后，他还是无奈地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商量。

乔冠华马上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又随即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思虑片刻，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要周恩来对美方明确表示：“任何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分别在当晚开夜车修改公报稿，吸收了罗杰斯等的部分意见。第二天，修改稿再次经中、美两国首脑批准。这一天，周恩来还专门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望罗杰斯，以示中国方面对他的尊重，这使他有些失衡的心理得到抚慰。

1972年2月28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联合公报》正式签定。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的酒杯，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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