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1906—1948），又名金壁辉，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间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后来引起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的一系列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赞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再一次走进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长河。   

　　19世纪20年代，在日本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阴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的女学生，就是日后声名狼藉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出生于1906年，是清皇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位公主。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地位举足轻重。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多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显纾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显纾，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显纾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王朝统治日薄西山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焦急万分。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肃亲王善耆与川岛浪速，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心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惜将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日本。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纾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多年以后，川岛芳子已长成了一个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行礼的日本姑娘。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她也因面容姣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她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退学对川岛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全力投入到那种令她痴迷的“男人的运动”中去。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喜欢身穿黑色礼服，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的女子，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川岛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广为流传。就在这时，早已发现川岛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她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川岛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就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东方的玛塔·哈丽”     
      
　　一身男人扮相的川岛芳子，很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摩擦，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川岛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张作霖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川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但是她并未急于到旅顺看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父亲打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军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其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很快，张作霖军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到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又要处理后方事务，又要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得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棺材送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并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皇后婉容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不已，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决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满洲来，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纾——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刺杀张作霖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表现，使她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时尚、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静园溥仪的住宅。这就是秘密来津的川岛芳子。她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里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岛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皇后婉容也在假的灵前致哀，仆人们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婉容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溥仪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此后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上海滩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一·二八”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　

日货的海报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回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又女扮男装，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川岛芳子也因此越来越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川岛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谦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川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一·二八”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川岛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川岛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拉笼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的川岛芳子，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