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待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日“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萧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

（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

（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副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假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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