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占领广昌后，从缴获敌人的文件和报纸上看到了叛变投敌的原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在武汉发布的通电，把南昌起义的经过，起义军南下的路线和目的，都告诉了武汉当局。

　　为此，前委于8月31日在瑞金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南下路线。

　　一致认为，必须改变行军路线，出其不意，从敌人兵力空虚的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东江地区。

　　起义军打退了敌人的堵截，9月5日到达长汀。

　　前委再次对南下计划进行研究。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以主力取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由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一部分兵力趋潮汕；另一种主张以主力取潮汕，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向敌人。

　　贺龙赞成后一种意见。

　　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从大埔坐船，沿韩江顺流而下，直取潮汕；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守三河坝。

　　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对起义军逼近广东十分恐慌，急令黄绍、钱大钧、陈济棠、何辑五等进行围剿。

　　这时，起义军只剩下1万余人，而敌人则超过数倍，形势极为严峻。

　　按计划朱德率一部分兵力留下，主力继续东进，23日占领潮州和汕头(简称“潮汕”）。

　　贺龙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并立即成立了市政府，由赖先声任市长；成立东江讨逆军总指挥部，彭湃任总指挥；成立潮汕卫戍司令部，周逸群任卫戍司令；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击民团和反动分子，建立工农武装等活动。

　与此同时，李济深也加紧调兵遣将，命陈济棠率粤军主力3个师，由广州出发，日夜兼程，开往粤东，抢占潮汕屏障揭阳、汤坑一线有利地形；黄绍率2个师绕到潮汕背后，切断潮汕和三河坝起义军的联系及水上交通；钱大钧在梅县地区监视三河坝起义军。

　　在海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国民党军的十余艘军舰做好了战斗准备。

　　日本驱逐舰2艘载海军陆队，英舰1艘载水兵，分别以保护领事馆和教堂之名，在汕头强行登陆；国民党一部分部队，坐2艘轮船到揭阳。

　　敌人从陆上、海上对起义军形成了包围态势。

　　起义军刚到潮汕，由于忙于筹饷，对周围地区没有很好侦察，情报不准。

　　听说揭阳到了1000多敌人，便留下二十军第三师保卫潮汕，贺龙、叶挺率主力前往揭阳迎敌。

　　起义军本来只有1万余人，经三河坝、潮汕两地分兵，贺龙、叶挺率领的主力名为3个师，实际仅6000余人，而敌人则有15000余人，为贺、叶部队的3倍，而且占领了有利地形。

　　28日至30日凌晨，双方在白石——汤坑地区激烈地厮杀了两天两夜，打了个平手。

　　起义军虽然歼敌3000余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余人，元气大伤，无力再战，主动撤回揭阳。

　　随后，贺龙回汕头向前委汇报情况。

　　在汤坑战斗期间，黄绍抓住起义军主力离开潮汕的有利时机，袭击潮州，留守的第三师1000余人，同9000余敌人浴血奋战8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潮州。

　　此时，贺龙正在汕头向前委和周恩来汇报前线情况，听到潮州失守的消息，因汕头没有守备兵力，前委决定放弃汕头。

　　贺龙同周恩来和前委、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于10月1月凌晨撤离汕头，到揭阳与主力会合后，计划向农民运动发展较好的海丰、陆丰转移。

　　由于汤坑战斗失利，潮汕失守，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有的部队减员达四分之三，士气低落。

　　针对这种情况，贺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教育部队官兵说：“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想想这句话，就能鼓起勇气。

打了胜仗，也要想想这句话，不要以为赢定了；打了败仗，想想这句话，就不会泄气。

　　这就叫胜不骄，败不馁。

　　这十年，我是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

　　干革命，人民就会拥护。

　　我们可能牺牲，但人民永远杀不绝。”

　　“我干了十年，也想了十年。

　　找来找去找到了共产党，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坚信我的路没有走错。

　　不管早晚，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正如贺龙自己所说，他这种败不馁的精神，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官兵们极大的感染力，他们相信自己的总指挥，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贺龙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很严重，队伍打散了。

　　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活。”

　　他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官兵们以极大的鼓舞。

　　他对团长刘达五说：“我们现在要打到海丰去，能站住脚就站，站不住脚就下海。

　　能保存多少力量就保存多少，只要不死去，总有办法想。

　你带一团当前卫，先把云落打下来。”

　　刘达五急忙说：“云落不能打！”贺龙问：“为什么？”“大将最怕犯地名。

　　你叫‘贺龙’，又叫‘贺云卿’，你想想，云从龙，云落了，你这条龙也就完了，还能飞吗？所以，云落千万打不得。”

　　刘达五解释道。

　　贺龙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说：“你还信那一套。

　　我这个人，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

　　我这条龙，有云就飞，云落了，就钻进大海，还要翻江倒海。”

　　在汕头失守前，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参加了中共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后回到汕头，向前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取消起义军原来所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改为苏维埃；起义军开赴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称工农红军；要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等离开军队，起义军由周恩来处理。

　　由于潮汕失守，形势急转直下，前委还没有很好研究中央指示，就撤出了汕头。

　　10月3日，在普宁流沙的一个小教堂内，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发着40度的高烧主持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前委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集中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长期坚持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分散，分别向出海口撤退，再转往香港和上海。

　　此时，贺龙的心情很沉重，表情严肃地说：“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我不甘心， 我要干到底，希望党让我回到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

　　会议还没有结束，敌人就上来了。

　　叶挺率领二十四师为前卫，掩护前委和革命委员会成员及其他非武装人员向云落撤退；贺龙带警卫连追赶向云落开进的二十军主力。

　　刚走出5公里左右，就被敌人截断了前委、总指挥部和后卫部队的去路。

　　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指挥部队奋力还击，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很快被打散了。

　　贺龙率二三百名官兵，与刘伯承、林伯渠、廖乾吾、彭湃等突出重围，来到惠来县的神泉港，眼含热泪同官兵一一握手，依依告别，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泄气，设法回到湖南，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继续坚持斗争! 我到上海后，再同你们联络……”

　　10月7日，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彭湃等人一起乘渔船离开神泉港，10日到达香港。

　　随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也来到香港。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贺龙于1927年11月上旬由香港到上海。

　　中央组织部安排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17号，一幢两层楼的公馆里，他同周逸群住在二层。

　　周逸群在潮州战斗失败后，到汕头去找周恩来和贺龙，没有找到，从汕头的慈善团体搞到了一张英国太古公司由汕头到上海的轮船票，直接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他比贺龙早到上海近一个月。

　　两位亲密战友一见面，都非常激动，百感交集。

　　中共中央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以及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加强对高级干部的培养，将潮汕撤回的一批领导人，包括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送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一到上海，中央派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找他谈话。

　　他征询了贺龙对南昌起义及中央准备在湘北、鄂南和湘西等地组织农民暴动看法后，谈了党对贺龙的工作安排，说：“根据今后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派你去苏联学习，与你一块去的还有刘伯承、林伯渠等，你有什么意见?”

　　贺龙听到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心里很高兴。

　　他对李维汉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但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还是想回到湘西去发动群众，重建革命武装，同蒋介石、汪精卫这伙王八蛋继续干!”李维汉把贺龙的想法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作了汇报。

　　瞿秋白说：“那是不是让贺龙同志回湘西去干一干?”

　　李维汉表示赞成，说：“我认为可以。

　　去苏联还是回湘西由他自己决定。

　　可以先让他去湘西试一试，有办法的时候再派得力的同志去。”

　　但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那兹不赞成，担心贺龙“回去后要变成军阀。”

　　于是，关于贺龙的工作问题，就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

　会后，李维汉再次找贺龙谈话。

　　贺龙明确表示：“我经过反复考虑，不打算去苏联学习，还是让我回湘西。”

　　因为他从南昌起义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要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共产党必须掌握枪杆子，“有了枪杆子，就能打败蒋介石、汪精卫，少数就可以变成多数”。

　　而湘西是他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他对那里的各方面情况都了如指掌，个人威望很高，那里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头头中，有不少是他的老部下和朋友；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的部分官兵潜回湘西，人枪齐全，成为几支独立的武装，他们崇拜、信任贺龙；贺龙的姐妹和亲友也有自己的武装。

　　因此，贺龙相信回湘西建立武装和开辟根据地，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一定能成功。

　　所以，他毅然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决心回湘西搞武装和革命根据地。

　　贺龙到上海不久，周恩来也到了这里，他们很快就见面了。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了上海。

　　周恩来是接中央通知来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于11月上旬由九龙到达上海的。

　　贺龙见到周恩来，心中十分难过，说道：“恩来同志，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啊!”为了驱散压在贺龙心头的失败阴影，周恩来故意开玩笑地说：“贺龙同志啊，你的头很值钱啊!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捉你，可见他们是很怕你的!”贺龙坚定地说：“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脑袋交给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坚决地跟党走。

　　国民党要我的脑袋，没有那么容易!”周恩来又告诉贺龙：“中央对你的工作又作了考虑，准备让你同刘伯承等一起到苏联学习，你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

　　贺龙再次表示：“我服从组织安排，但我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希望党让我回湘西去搞武装。”

　　中共中央原计划在11月17日让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乘货轮去苏联，不料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于16日被敌人破坏，敌人知道贺龙确实在上海，下令严加搜查。

　中央让贺龙停止一切活动，严密地隐藏起来。

　　结果，刘伯承、林伯渠按期去了苏联，贺龙没有走成。

　　又等了十余天，风声依然很紧。

　　在此期间，贺龙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工作问题，更坚定了他回湘西的决心。

　　他对周逸群说：“看来苏联是去不成了，我还是应当抓枪杆子，回湘鄂西去搞武装。

　　过去我搞武装成了垮、垮了又起。

　　我相信让我回去搞武装，一定能搞起来。

　　我就不相信打不赢蒋介石、汪精卫。

　　你去找周恩来同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如果方便，我还想同他当面谈谈。”

　　周逸群很赞成贺龙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见贺龙，他认真地听取了贺龙回湘西具体打算的汇报。

　　贺龙说：“在上海，党负责安全，上了船，我负责安全，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的驻军，全是我过去的部属。

　　敌四十三军老五师的旅、团长也都是我熟悉的人。

　　长江两岸土匪很多，但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本质是好的，可以收编改造。

　　湘西是我的老家，从民国五年开始我在那里拖队伍，从营到军，越滚越大，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多年仗，人熟地熟，发动群众起来搞暴动比较方便，我有信心能成功。”

　　他再次郑重地向周恩来请求：“恩来同志，你是了解我的，请你再次向中央汇报，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

　　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被贺龙这种败不馁、不服输的劲头深深地打动了，说：“我也赞成你回湘西去。”

　　关于回湘西的问题，贺龙同李维汉和周恩来先后深谈了五六次，中共中央也曾反复讨论过多次。

　　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贺龙的想法，分析了情况，他表示：“我主张贺龙同志回湘西去。”

　　最后，中央终于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在贺龙临行前，周恩来请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为他们饯行。

　　周恩来说：“为了加强对湘西地区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云卿、逸群、徐特立、柳直荀为委员。

　　到湘西去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方针是：‘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

　　’”贺龙坚决地说：“一定遵照中央指示，在特委领导下，把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搞起来!”在分别时，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再三叮嘱：“贺龙同志，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西，有什么事要及时同中央联系。

　　到了汉口，可以同郭亮同志联系，这里有中央给郭亮同志的信，见面时交给他。

　　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祝你们马到成功!”他们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贺龙主动请命回湘西，党让他回去发动群众，搞武装，建立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

　　中央赋予贺龙这项任务，除向他明确提出：一、听党的话；二、干革命；三、找穷苦人这三条外，对怎么搞法，没有具体明确的指示。

　　贺龙明知在革命的道路上将会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他知难而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剃掉了他心爱的胡子，乔装打扮，成了大富商“王老板”，大摇大摆地从黄浦江码头，登上去武汉的江轮，坐进了头等舱。

　　周逸群扮作他的账房总管，卢冬生、叶挺部队一团团长史庶元、原第二十军一师警卫营营长滕树云和张海涛等五六个人扮作伙计一同随行。

　　在轮船上，贺龙一行被一个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贺龙就叫史庶元等人利用陪他打牌、吃饭等方法与特务搞熟，并设法摆脱了他的盯梢。

　　到了武汉，贺龙派史庶元、张海涛到东方旅馆等党的两个秘密联络站去接头。

　当时，武汉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两个联络站已被敌人破坏了。

　　贺龙想起离开上海前，周恩来曾同他说过，必要时可直接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

　　于是，他和周逸群、史庶元、卢冬生等人直接去谢弄北里17号。

　　找到了郭亮，并把中央的信交给他。

　　信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局面，并派贺云卿(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

　　特委书记由兄(郭亮)担任，其他委员为贺云卿、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贺、周、柳、徐诸同志将在一二日内往汉，在汉计划下乡路线。”

　　中共湖北省委为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此时正准备组织年关暴动，由贺龙部队的团长蔡申熙担任总指挥。

　　蔡知道贺龙到了武汉，就向湖北省委报告，要求请贺龙出任总指挥。

　　为此，郭亮代表省委直接找贺龙正式提出。

　　贺龙认为，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就接受了。

　　随后，他同郭亮、周逸群等人研究了暴动计划。

　　贺龙在会上指出：“我们要接受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暴动成功当然很好，万一不成功，要立即把参加暴动的武装拉出武汉，到长江以北的沔阳会合。

　　长江以南的到湘东，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一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我主要负责搞湘鄂西。”

　　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原计划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即1928年1月15日举行暴动。

　　不料，在暴动的前一天，中共地下组织的印刷所被敌人破坏，敌人搜到了省委全部暴动计划。

　　国民党武汉当局立即宣布全市戒严，出动大批军队、宪兵、警察、特务等在全城大肆搜捕。

　　暴动搞不成了，敌人也知道贺龙在武汉，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张贴悬赏缉拿贺龙的告示。

　　贺龙决定迅速离开武汉去湘西。

正在这时刻，贺锦斋派来给省委送经费的3个人恰好于腊月二十四日晚到达武汉，其中有贺桂生、贺学定，他们是贺龙和贺锦斋的侄子。

　　贺龙知道了贺锦斋的情况后，决定先去洪湖。

　　他们从上海到武汉是赤手空拳，在离开武汉时，省委给了3支驳壳枪、两支手枪和一些子弹，在5支枪中，有两支枪不好使。

　　随后，湖北省委给贺龙包租了一艘小客轮，于腊月二十六日(1月18日)离开武汉。

　　船到观音洲，贺龙听说那里有团防队，就上去“拜客”，缴了长短枪10支，子弹数百发。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腊月二十七日到反咀(当时属岳阳县)，贺龙同于潮汕失败后，回到上海，根据党中央指示，到湖北洪湖地区搞武装斗争的族弟、原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会合。

　　他见到了许多是参加南昌起义二十军的官兵。

　　贺龙的心情很激动，挥着手大声地说：“同志们，兄弟们，我们又见面了!俗话说，山不转水转，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

　　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从头来，继续干。

　　你们干得不错，已有二百来人，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依靠工农劳苦大众，我们就会有二千、二万、二十万，甚至几百万大军。

　　就能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

　　从今天起，我和你们一起干!”随后，周逸群向贺锦斋介绍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他们一起研究了打土豪，分田地，搞暴动等问题。

　　农历大年初一，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带着东西，对穷苦人家挨家挨户进行拜访。

　　晚上，镇压了李振涛等4家大土豪劣绅后，转移到监利县的下车湾，并设法同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

　　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立即来见贺龙和周逸群，他说：“各县的党组织都被敌人破坏了，只有7个县委组织了这个中心县委。”

当时，党还有两支秘密武装：一支是中共鄂中特委领导人肖仁鹄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五军，有二百余人，一百多条枪；一支是石首吴仙洲领导的游击队，六十余人、三十多条枪。

　　1月底，肖仁鹄、吴仙洲等率领部队到下车湾集中，并由周逸群主持，召开了中共鄂中特委、石首中心县委、监利县委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决定：第一，把分散在荆州江岸各自为战的几股武装力量集中起来，成立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贺锦斋任军长，滕树云、史庶元、肖仁鹄分任第一、二、三大队大队长；第二，准备在江陵、石首、华容、监利、安乡等县举行年关暴动。

　　主要任务是：消灭与官府、地主豪绅勾结，专门打击农民协会，欺压百姓，比国民党军队危害更大的土匪；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发动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搞年关暴动，是从监利县开始的，采用奔袭的方法，一个晚上就打掉了七八个团防。

　　随后一鼓作气，在十多天内连续攻占了监利、石首、华容等县境内的七八个集镇，消灭了一批团防和几股百人以上的土匪，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湖霸，缴获了几百条枪。

　　革命军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成了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力量。

　　监利、石首、华容、江陵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的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已基本打开了局面，武装力量初具规模，贺龙决定按中央原定计划，回湘西地区开展工作。

　　2月18日，他在石首召开会议，部署第四十九路军和农民协会下一步工作。

　　贺龙指出：“江汉平原河湖交错，像水泊梁山，党的力量强，武装斗争开展早，战略地位重要，南北可威胁长沙和武汉，东西可控制长江航道，是理想的武装割据地区，希望鄂中特委、石首中心县委，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坚持下去，明年我带湘西的部队来同你们会师，把湘西北和江汉平原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

　　会后，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把队伍交给当地党组织领导，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只带了卢冬生、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十余人，踏上了去湘西的道路。

1928年2月20日，贺龙仍然扮作商人，与周逸群、贺锦斋等人离开石首，前往湘西。

　　由于贺龙到洪湖地区后，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敌人估计到贺龙一定要回湘西去，因此，湘西地区的国民党第十四军、第四十三军和各县团防、警备队和特务等，对从洪湖去湘西的水陆交通都设有哨卡，千方百计要堵住贺龙的去路。

　　贺龙对湘西地区太熟悉了，为了尽快赶回桑植，就绕过大路和交通要道，尽量避免与敌军警接触。

　　经石门、慈利，沿途在老朋友和老部下的帮助下，躲过了敌人的堵截，2月28日，回到了阔别3年的家乡洪家关。

　　南昌起义失败后，桑植县顿时谣言四起，有的说：“贺龙在南昌被大炮轰死了”；有的说：“贺龙被蒋介石捉到南京城里，砍了脑壳!”于是，桑植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团防头子，大大小小的坏家伙乘机兴风作浪，争相攻击贺龙大姐贺英的武装，叫嚷：“干掉贺寡妇，桑植是我们的天下!”与此同时，贺龙的亲友和旧部之间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他们过去都听贺龙的，如今听说贺龙死了，谁也不服谁，为了筹粮筹款或各自的势力范围，经常争吵不休。

　　在贺龙回洪家关的前夕，已到了剑拔弩张、相互火并的地步。

　　贺龙得到这个消息，在他回家的前一天，派人送信回去，告诉大家不能搞窝里斗，自相残杀，有天大的事，等他回去再商量解决。

　　1928年农历二月初九，是贺龙的生日，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二月初八(2月28日)，贺英和一些亲友赶到洪家关几里外的山垭，接回了贺龙等人。

　　贺龙把周逸群等随行人员向贺英等亲友一一作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