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派军械处处长张运矶押送。

　　这个重要情况，很快被贺龙获悉了，立即向川东边防军前敌总指挥汤子模作了报告。

　　并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亲自率领数百名乔装成客商的官兵登上了“宜阳丸”，打死了企图顽抗的日本船长、领江、买办，活捉了两名日本轮机长和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运矶，搜查出子弹82万余发，炮弹300发，手枪数支。

　　贺龙命令将“宜阳丸”、两个日本人和张运矶扣押。

　　贺龙和汤子模向熊克武、孙中山报告了情况，同时，他们联名向日本日清公司提出抗议，指出该公司的轮船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中日内河船运通商条约，以及革命军的戒严令，私运军火，参与中国内战。

　　要求其公开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绝不再犯。

　　熊克武、孙中山闻讯，非常高兴，通电嘉奖。

　　贺龙将缴获的弹药及时支援了讨贼军各部队，因弹药充足，部队士气高涨，熊克武遂于9月20日发出了总攻的命令，讨贼军经浴血奋战，大败敌人，攻占了重庆。

　　1923年冬，吴佩孚统帅直系和川、黔、鄂军共12个师又8个多旅的兵力，向熊克武指挥的讨贼军大举反扑，又占领了重庆。

　　讨贼军因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而分化瓦解，熊克武被迫辞职。

　　1924年2月9日，成都失守，四川讨贼战争宣告失败。

　　讨贼战争失败后，贺龙随石青阳、汤子模部从成都向黔东撤退。

　　4月下旬，到达黔东綦江县境内。

　　恰好同与投靠吴佩孚，当上了黔军第三师师长的周西成部相遇。

　　周西成纠集了王家烈等4个旅的兵力，封锁了赤水一线，堵住了贺龙的去路，叫嚷“活捉湖南佬，活捉贺龙!”企图将他一举消灭。

　　贺龙英勇机智，在汤子模部的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退到了黔东，于8月上旬到达铜仁，部队进行休整。

　历时三载的援川讨贼战争失败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出席大会，并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

　　这次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新三民主义对内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专政；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等。

　　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

　　他对部下说：“从全国看，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

　　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

　　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正确的方向……”

　　“如果按照新三民主义去做，在政治上确实找到了出路。”

　　为此，他经过慎重考虑，向熊克武正式提出，决定把旅长职务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自己亲自去广州晋见孙中山，找共产党。

　　此时，熊克武正按孙中山命令组建建国军，准备北上讨伐北洋政府的曹锟和吴佩孚，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没有同意。

　　于是，贺龙决定派他的参议刘达五，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带着他致孙中山的亲笔信去广州。

　　刘达五到广州后，孙中山因病派总参谋长李烈钧接见。

　　李表示，他非常钦佩贺龙将军。

　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浙江省督军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为打倒直系，奉系、皖系军阀向孙中山表示可以联合反直。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进行北伐，完成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9月在广州大本营发表了《讨贼宣言》和《北伐宣言》，准备北伐。

　　为此，孙中山下令将北伐军改称“建国军”，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

　　熊克武一面派人去湖南找赵恒惕磋商，声明建国军“假道湖南北伐，不干涉湖南内政。”

　　同时任命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为前锋。

　　湖南当局对建国军假道北伐，十分恐慌。

　　湘西督办叶开鑫下令“以武力制止”贺龙、汤子模部入湘。

　　为了消除误会，贺龙在9月初由铜仁发兵时，先通知湘西当局，晓以大义，然后向湘西开进。

　　部队在开进中，军容整肃，纪律严明。

　　不少原来认识贺龙或仰慕他的人，纷纷带着队伍来投奔。

　　陈渠珍就有两个团倒戈。

　　自进入湘西境内，贺龙的部队迅速扩大到十来个团，号称1万余众。

　　陈渠珍吓得逃回凤凰老家，镇守使田应诏躲进乌宿大山，旅长杨永清也急电询问贺龙：“此次来沅，其宗旨若何?”

　　贺龙回电重申：“本军此次假道入湘，对湘政无任何用意，仍属假道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权毫无侵犯。”

　　10月底，贺龙率部进驻沅陵。

孙中山为了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应邀于11月13日从广州北上，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 　　他临行前，再次命令熊克武的建国川军在湖南待命北伐。 　　为此，熊克武于11月下旬命令贺龙和汤子模部继续分别向津市、澧州、大庸、慈利、石门一线开进。 　　常澧镇守使唐荣阳出动部队，企图阻止贺、汤部进入他的防区。 　　贺龙采用武力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一举击溃了唐荣阳1个旅又2个团，1个团倒戈，并占领了津市。 　　唐部许多官佐的家属都在津市，贺龙下令对他们严加保护，不得骚扰，违者严办。 　　并借此对唐部官佐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使唐部军心动摇，失去斗志，随后出兵把唐荣阳打得大败，逃回石门，贺龙乘机进占澧州。 　　在占领了津市、澧州之后，贺龙立即下令废除唐荣阳设立的一切苛捐杂税，稳定物价。 　　此举受到了津澧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从铜仁出发时，贺龙的部队只有3个团6000余人，进入湘西后，先后收编了10个梯团，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那些刚收编的队伍，成分很杂，军政素质差，贺龙下令全面整顿部队的纪律，提出约法8章，严明军纪，受到了老百姓好评。 　　由于贺龙治军有方，连年征战，功勋卓著，1925年2月8日，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报经孙中山大元帅批准，提升他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接着，贺龙对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全师编2个步兵旅，另有骑兵团、炮兵团、补充团、机枪营、工兵营、手枪营各1个，共1万余人，有长枪9440支，短枪840支；各种炮56门，机枪78挺，战马500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是北伐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精锐之师。 　　部队整编后，贺龙对团以下各级军官重新进行任命。 　　他破除封建的宗族观念，打破论资排辈旧军队传统，任人唯贤。 　　大胆提拔重用，有文化、有知识，军政素质好的，特别是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正规军校学习过的军官。 　　大力加强对军官的培训和部队的训练。 　　贺龙说：“我经常提醒大家要爱兵，要像父兄对待自己的子弟。 　　但是，爱兵怎么个爱法?最要紧的是严格练兵，使他们学好本领，打起仗来，减少伤亡。”

贺龙厉兵秣马，从各方面做好北伐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就挥师北上。

　　熊克武专程到澧州检阅贺龙的部队。

　　他看到正在加紧操练的第一师官兵，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备加赞赏，说：“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士气益励，堪称表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贺龙十分悲痛，下令部队降半旗致哀3天，停止操课1个月，自己戴孝1年半。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湖南的赵恒惕倒向了北京政府。

　　他于3月下旬作出了驱逐川军的决定，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准备北伐的建国川军在两周以内全部撤离湖南。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熊克武在常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

　　他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最后决定按广州胡汉民来电，率部队去广东，还动员贺龙随他一同去，说：“云卿，你同我一块去吧!我们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

　　贺龙自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来，三起三落，历经坎坷，十年奋斗，十年磨练，十年探索，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他不再盲目服从，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他知道，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的南方政府内部，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为爬上大元帅的位置，正在激烈地明争暗斗，他如果去广东，前途很难预料。

　　在熊克武部队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自己受到嫉妒和排斥。

　　同时，广大官兵也联名上书，要求留守乡土，不愿为人作嫁。

　　因此，他对熊克武说：“总司令，你说联络旧同志，不知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不知是什么政府?现在已经有两个政府，北方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织新政府，是隶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

　“那么你不准备同我去广东了?”

　　熊克武问道。

　　“我的队伍自民国5年(1916年)讨袁以来就有主义。

　　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在四川转战3年，因此你对我和这支部队也是十分了解的。

　　这次不跟总司令去广东，就是不背叛我的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白之名……”

　　就这样贺龙留在湘西。

　　熊克武、汤子模等去了广东。

熊克武一走，在湘西的建国军只剩了贺龙的一个师，是战还是和，对贺龙和赵恒惕都面临两种选择。

　　津澧地区是鱼米之乡，北邻湖北，南接常德，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重要，如贺部留驻湘西，就让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军在湖南安了个钉子，但是，如果真要打，也困难重重。

　　因为贺龙的部队是湘西人民的子弟兵，深得百姓的拥护，而且有万余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贺龙足智多谋，骁勇善战。

　　再者，湘军3个主力师正在与湘西的蔡矩猷作战，抽不出兵力，真的打起来，很难有取胜的把握。

　　故究竟是战是和，赵恒惕举棋不定。

　　对贺龙而言，如果要打，只能孤军奋战，实是下策。

　　为此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采用备战求和的方针，并公开发表留湘通电，指出：当初“应川军石青阳之请，率部援川，大小数百战，为时逾三载。

　　去岁师次铜仁，请命还湘。

　　随熊克武北伐，假道湘中，师从转战，负弩前驱，作战弥月，始达津澧，半载屯兵，毫无进展。

　　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日炽，民困难苏，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根据本部全体官佐迭次联袂环叩，涕泣请命……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赵恒惕要驱逐的是川军，而贺龙原本是援川的湘军，湘军还湘，名正言顺。

　　贺龙在留湘通电中，力陈返湘的原委，留湘的理由，有理有据，合理合法，无可挑剔。

　　加之在湖南政府内部有不少贺龙的朋友，他们为贺龙说话，有的还推荐他担任澧州镇守使。

　　而且贺龙雄踞津澧，已是既成事实，用武力解决又力不从心。

　　赵恒惕反复权衡利害得失，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贺龙留湘，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1925年4月15日，29岁的贺龙通电就任澧州镇守使，统管湘西临澧、澧县、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桑植等7县。

　　赵恒惕对贺龙的任命本非所愿，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削弱贺龙的权力。

　　首先，他把原来的“常澧镇守使”，改为“澧州镇守使”，缩小其管辖范围，把洞庭湖畔盛产粮食的鱼米之乡安乡县划出去，企图切断贺龙的粮源；其次，派省议员、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长驻澧州镇守使署，监视贺龙的行动，后来此人投靠了蒋介石；又将其亲信刘的第二师，部署在津澧附近的安乡，在军事上加强监视和防备；赵恒惕还提出，由省政府负责征收津澧7县的税收，被贺龙拒绝，没有得逞。

　　贺龙对“镇守使”这顶乌纱帽并不感兴趣。

　　他对部下说：“中国的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

　　他们把你没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吃掉你，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

　　我这个镇守使是拿枪杆子打出来的!”其实“这样不值钱的镇守使，谁都可以当。”

　　但是，镇守使毕竟是一个有职有权的职位。

　　贺龙决定既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要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救民于水火，“不冤枉当镇守使一场”。

　　于是，就对所属7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治理。

　　首先，他亲自率领部队，消灭辖区内原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残余力量，唐荣阳只身逃往武汉，部队全部土崩瓦解。

　　接着，贺龙又解决了其他游杂武装，剿清土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大庸县匪首刘钧之，击毙石门匪首王凤仙等，从而使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人心安定。

　　随后，他大力整治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大地主和大奸商，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救助鳏寡老人和妇女儿童；召开隶属各县的救灾赈荒的善后会议，通过“买谷备荒”和“劝种杂粮”等决定，组织老百姓生产自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九澧贫民工厂”(后改为“九澧平民工厂”)，吸收城市失业贫民和流入城市的灾民进厂，发展工业生产；整顿金融，取缔唐荣阳滥发的九澧纸币，稳定物价；严厉打击毒品买卖；裁减各县的冗员，整顿地方武装，缩小编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培养人才；加强基本建设，派出部队，帮助地方修筑道路等等。

　贺龙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在他的治理之下，社会秩序良好，民众生活逐步好转，民心安定，老百姓众口一词地称赞贺龙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父母官”。

　　尤其令人尊敬的是，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连北洋政府，湖南军阀赵恒惕都不敢得罪他们，而贺龙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一身正气，毫无畏惧，敢于摸老虎屁股，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

　　就在贺龙任澧州镇守使不久，有几个德国人来到津市贩卖走私军火，违反了中国的治安规定。

　　贺龙的几个士兵出来制止，他们指出：“贺镇守使有令，这里不准私卖枪支。

　　你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贩卖枪支，扰乱本地治安，枪支全部没收!”其中一个德国人企图举枪行凶，被当场击毙，其他几个逃跑了。

　　他们很快把此事捅到驻北京的德国公使馆。

　　德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北洋政府令湖南省查办。

　　赵恒惕立即派代表陪同德国驻长沙的领事到澧州，向贺龙兴师问罪。

　　贺龙同德国领事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智斗，迫使德国领事承认了德国人贩卖枪支及走私鸦片等违法事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爆发了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贺龙坚定地站在爱国工人、学生、商人一边。

　　他打电报给上海、长沙的工人、学生表示声援和支持，并汇寄援款3000大洋，以资救助；还请长沙“雪耻会”的代表到澧州作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他支持津澧地区老百姓抵制日货、英货的运动，拒绝与日本人经营的“戴生昌”号发生商业往来，使其大亏血本。

　　日本驻长沙总领事以违反中日“通商条约”为名，向湖南当局和贺龙施加压力。

　　赵恒惕命令贺龙“查明制止，毋稍松懈”。

　　贺龙回电理直气壮地驳斥日方的诬蔑。

并以“日商‘戴生昌’因无主顾，以致营业滞碍，乃捏词蒙混，无非希图假仗军力以压迫商民，实系节外生枝，无理取闹”的理由，把赵恒惕的训令顶了回去。

　　贺龙镇守澧州地区不到半年，励精图治，造福于民，大得人心。

　　但贺龙越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赵恒惕就越是害怕，深怕让贺龙“坐大”，养虎遗患，特别是贺龙不听他的招呼，难于驾驭；贺龙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不断给自己惹祸；更不能容忍的是，贺龙公开与他唱反调，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所有这些，都使赵恒惕非常恼火。

　　10月初，川军总司令熊克武被蒋介石定为“叛国罪行”扣押。

　　赵恒惕认为贺龙的“靠山”已倒，便决定对贺龙下手，罢他的官，将他消灭或赶出湖南。

　　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秘密召集湘军首脑会议，部署“讨伐贺龙”，任命叶开鑫为前敌总指挥，贺耀祖、刘、陈渠珍为左、右路指挥，又与湖北省督军肖耀南联系，让他组织鄂军沿长江堵截，防止贺龙向湖北突围，妄图将他一举消灭。

　　在赵恒惕身边有不少贺龙的朋友。

　　因此，在赵恒惕出兵向贺龙动武之前，他的参谋长龚浩向贺龙透露了消息；省政府秘书长、省议员陈伯陶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乘汽艇赶到澧州，把赵恒惕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和作战计划告诉了贺龙，让他快做准备。

　　贺龙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

　　12日，贺龙率师部主动撤离澧州，从容地向石门方向转移。

　　13日，叶开鑫、贺耀祖、刘和陈渠珍等人联名发出“讨伐贺龙”通电，开始对贺龙大举进攻。

　　25日，赵恒惕下令撤销了贺龙澧州镇守使的职务。

　　贺龙对赵恒惕十分蔑视。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他不想钻出风箱，迟早会闷死在风箱里头。

　因此，我不想同这种人打仗，把力气花在他的头上，太划不来。”

　　因此采用保存实力，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放弃澧州。

　　然而，叶开鑫、贺耀祖等人则错误认为贺龙是逃跑，一再给贺龙发出通电，甚至口出狂言，叫嚣：你贺龙区区一个师，能胜我三个师吗?即使能胜，还有全湘的部队在，恐怕是抵敌不了的吧……贺龙看完电报，轻蔑地一笑，吩咐秘书长严仁珊回电，警告他们：我贺龙不是怕你们，而是为了避免地方遭殃，百姓受苦，暂时撤离澧州。

　　我的部队是打不垮的，以后还会回来的。

　　队伍开到大庸后，贺龙召开全师大会，对官兵进行动员。

　　他说：“我们的军队同赵恒惕等军阀队伍不一样。

　　他们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欺压百姓，我的军队，一是为救国，二是为救民，所以他们要打我们。

　　现在到了最紧要的时刻，相信我贺龙，愿意跟我走的就干到底!”他的话音刚落，全体官兵高呼：“跟师长干到底!”随后，部队向永顺，龙山开去。

　　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前堵后追，咬住贺龙部队不放。

　　叶开鑫从常德一直追到永顺。

　　贺龙真的火了，骂道：“不识好歹的家伙，我们让他，他偏要来找你，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即命令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在高粱坪至高望坡一线摆开了战场，给叶开鑫迎头痛击，一下子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再也不敢尾追了。

　　接着又打垮了陈渠珍部，取道龙山，向川黔边境转移。

　　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贺龙摆脱了湘军的围追堵截，11月上旬到达贵州松桃县境内，但部队只剩下5个团，6000人左右了。

　　湖南赵恒惕开始“讨伐贺龙”后，黔军袁祖铭也发出通电，拒绝贺龙进入川、黔。

　　因此，贺龙部队刚开到贵州的梵净山地区，就遭到了黔军第四师所属担负湘、川、黔三省交界防务陈子江旅的阻拦。

　　但陈子江深感自己不是贺龙的对手，提出同贺面谈。

　贺龙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也同意亲自与他面谈。

　　他对陈子江说：“赵恒惕对我贺龙无故加兵，完全是背信弃义。

　　我军主动退出澧州，并非示弱，完全为顾全北伐大局，犹恐战乱祸及无辜百姓。

　　此次进入贵军防地，并非常驻，只是短暂停留和休整，绝不干涉地方，一俟北伐开始，本军将重返湖南，开赴北伐战争前线……”

　　听了贺龙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陈子江解除了疑虑，下令撤走了防备贺龙的部队，同意贺部在其防区暂驻。

　　随后，贺龙又疏通了黔军第三师师长王天培和他的胞弟、黔东防区旅长王天锡、王天升等人的关系，取得了允许在他们防区暂驻的承诺。

　　贺龙的部队于11月底至1926年1月，先后开到松桃和铜仁地区进行整训。

　　在整训期间，原黔军姜文华部、欧百川团和一些地方武装，慕名纷纷投奔贺龙，队伍一下子扩大了四五千人，仍编两个旅、六个步兵团，及炮兵、工兵、骑兵等共一万余人，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比原来更强大了。

　　192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

　　贺龙得到消息，一方面派人去广州与革命政府联系，接受任务。

　　同时，做好再次返湘北伐的准备。

　　3月，在湖南人民“反吴(佩孚)驱赵(恒惕)”的高潮中，赵恒惕被迫下台，由倾向广东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任代理省长。

　　吴佩孚便支持贺耀祖、刘和叶开鑫等湘军第一、二、三师，在“讨赤讨粤”、“讨赤讨唐”的口号下，向唐生智发起进攻。

　　唐生智宣布参加广东国民政府，并请求派兵支援。

　　5月中旬，广东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命令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为北伐先遣队，入湘支援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