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从常德带回的两条枪交给了三姐夫谷青云收藏后，就到了常德，准备找到罗占候再作计较，但罗已去了长沙。

　　9月中旬，贺龙从常德乘日本商船“戴生昌”轮前往长沙。

　　船到长沙靠上码头，旅客纷纷登岸。

　　贺龙看到日本船员对一些乘客故意刁难，敲诈勒索，他不由得怒火满腔，便将那日本船员痛打了一顿，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连行李也没有要，跳上岸大步而去。

　　在长沙，贺龙先找到罗占候。

　　随后，有人把他引见给谭延。

　　有关桑植有个刀劈芭茅溪盐税局，创建“桑植讨袁护国军”，在湘西老百姓中颇有声望，名叫贺云卿的青年，谭延早有耳闻，他想进行拉拢，委任贺龙为督军府咨议员，拨出两条船给他收税。

　　但是，贺龙不领他的情，他对咨议局的人说：“我拉队伍就是为了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叫我去催粮收租，不是让我昧着良心去坑害老百姓，我贺云卿决不干这种事。”

　　断然拒绝了谭延的任命。

　　有一天，贺龙在罗占候、贺连元陪同下，来到林德轩家。

　　林是湖南石门人，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任讨袁军旅长。

　　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去世后，湖南革命党人以“正谊社”的民间社团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龙璋任社长，覃振为副社长，成员有林德轩、林修梅、林祖涵(即林伯渠)、廖湘芸、罗迈和罗占候等。

　　他们经常在林德轩和林修梅家秘密集会。

　　贺龙到林德轩家时，正好他们在那里开会，商议利用黄兴迁葬长沙之机，组织力量，反对湖南军阀的大事。

　　罗占候向大家介绍：“这是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大名贺文常，字云卿。

　18岁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曾同我一起领导湘西万人暴动……”

　　林德轩高兴地走过来同贺龙热情握手，请贺龙在自己旁边坐下，问道：“听说你有个姐夫姓谷，为你出谋划策当军师，他没有同你一起来长沙?”

　　“他叫谷绩廷。

　　开始拉队伍时，我们一起到泥沙镇搞枪，一起建立桑植讨袁护国军。

　　但是，这次我们的部队在常德被缴械后，他投靠了唐荣阳，当了支队司令，已改名谷虎，我们已分手了!”贺龙坦诚地作了回答。

　　大家一听，觉得贺龙虽然年纪轻轻，但很有政治头脑，很有骨气，都对他刮目相看，十分赏识。

　　林德轩微笑着说：“他改名叫虎，你叫贺云卿，常言道：‘云从龙，风从虎’，你就改名叫龙，龙腾虎跃，谁的神通大，可以各显其能。”

　　老同盟会员廖湘芸也说：“我们革命党人，不仅要有文人，还要有武将，文武兼备，同心协力，才能打倒军阀。

　　前些时间我们虽然失去了杨王朋一支笔，今天又来了一条龙，前仆后继，何愁革命不会成功。

　　我觉得贺龙这个名字改得好!”他的话，得到在场革命党人的一致赞同。

　　从此，贺云卿正式改名为贺龙。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湖南军阀谭延投靠了黎元洪，与湘军一师师长赵恒惕、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子根互相勾结，大肆打击镇压革命党人。

　　“正谊社”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方针，并准备用行刺的办法除掉谭延、赵恒惕和梅子根等人。

　　有一天，廖湘芸把贺龙请到他住处，把刺杀谭延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说道：“谭延是湖南的首脑，把他搞掉，群龙无首，解决湖南其他军阀将好办得多。

　　不过，这次任务比较危险，但我们再三考虑，觉得你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派你去最合适。”

　　“再危险的任务，我也坚决完成!”贺龙坚决表示。

　　他接受任务后，立即回去做准备。

　　首先准备好了武器，然后化了装到谭延住宅附近侦察。

　　谁知，革命党人首先刺杀梅子根的行动失败了，湖南督军署和长沙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搜捕革命党人。

　　贺龙住的福元旅馆也被突击搜查，并从他的房间内搜出了手枪和手榴弹，当即将贺龙逮捕，关进警备队的牢房。

　革命党人立即设法营救。

　　他们利用谭延、赵恒惕同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之间争权夺利，狗咬狗的矛盾，改变了斗争策略，把“攻谭”改为“拉谭”，并派人与谭延谈判，答应如谭延释放贺龙，革命党可与他一起打击其政敌陈复初。

　　7天之后，贺龙被释放。

　　不久，段祺瑞撤了谭延湖南督军的职务，任命北洋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接任，引起湖南各界强烈反对。

　　革命党人决定在傅良佐的秘书长、副官等先遣人员到长沙后，将他们杀掉，先给傅良佐一个警告，让他知难而退。

　　廖湘芸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贺龙。

　　由于傅良佐老奸巨猾，采取了防范措施，使革命党人的行刺计划又落了空。

　　革命党人策划两次行刺的失败，引起了贺龙的深思。

　　他觉得，在当今大小军阀当道的情况下，即使赶走了谭延，还有傅良佐来取代，杀了傅良佐，照样有其他军阀取代。

　　因此，在中国要革命，首先要反对军阀，但光嘴巴上喊不行，刺杀也不行，自己必须有军事实力，从而使他要拉队伍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1917年7月，孙中山由上海到广州，8月召开非常会议，9月1日被推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并成立护法军政府，领导粤、滇军和部分桂、黔、湘、川军，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湖南的中华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决定林修梅在湘南，张溶川等在湘西起义。

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民众，组织武装。

　　他很快在桑植、大庸、永顺等地召集起200多人的一支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归张溶川指挥，并与其他湘西护法军一起抗击北洋军阀的部队。

　　一天，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来到常德拜访贺龙。

　　张溶川猜疑林修梅挖他的墙角，让贺龙投奔他，便以开会为名，将罗福来、贺龙两人骗去关押了7天，吞并了贺龙的部队。

　　这是贺龙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的第三次挫折。

　　贺士道得知儿子再次被捕，部队又被吃掉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常德，找到刚被释放的贺龙劝道：“常伢，跟我一同回去种地吧，图个安逸，不要再干这种耍枪弄刀的危险事了……”

　　贺龙耐心地对父亲说：“我们拥护孙中山先生，明白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打倒贪官污吏，人人有地种，大家有饭吃的革命主张，我活着就要为实现这些主张去干!因此，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

　　孙中山的队伍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结果搞了个民国出来!”贺士道太了解儿子的个性了，知道他认准要走的道路，谁也无法让他改变。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已横下一条心要干下去，我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也豁出老命和你们一起干!”他本想说服儿子，结果反被儿子说服了，并决心跟儿子一起干革命。

　　送走了贺士道老人，贺龙和谷纯如又约了他们部队中的谷膏如、刘汉元一起商量拉队伍的事。

　　他们商定：贺龙同谷膏如去慈利地区运动军队，搞一批人和枪；谷纯如和刘汉元回桑植重新发展队伍。

　　不料，谷膏如先去慈利时被捕。

　　这时，贺龙正在去桃源的途中，在桃源和慈利两县交界处的凉水井，恰好与要去桑植找他，大庸县革命党人，他结拜兄弟吴佩卿的侄孙吴玉霖相遇。

　　吴玉霖对贺龙说：“我爷让我投贺叔祖，跟着你杀富济贫。”

　　贺龙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光杀富济贫已经不够了，现在要打出个贫苦农民都有地种，都有饭吃的天下来。”

　　吴玉霖听了忙解开衣襟，露出了插在腰间的两把磨得锃光发亮的菜刀说：“我没有枪，有两把快刀，砍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的脑壳，一刀一个。”

　贺龙从他腰间抽出刀，仔细地看了看，又用手在刀口上试了试，不由得夸奖道：“好快的刀，看来你是个有心人。

　　菜刀也是武器，有了刀就能有枪。

　　我们到芭茅溪盐税局夺枪时，也是用的菜刀。

　　拿菜刀也能闹革命。

　　现在我也没有枪，你给我一把好不好?”

　　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谈。

　　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过来一乘4人抬的轿子，里面坐着去慈利上任的县长。

　　轿子前面有几个士兵开道，后面有两个士兵押阵。

　　后面两个兵倒背着汉阳造步枪，懒洋洋地跟着，逐渐与轿子拉开了距离。

　　贺龙拍了一下吴玉霖的肩膀，轻声说：“你瞧，送枪来了!”他用眼睛示意前方，吴玉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当走到一个拐弯的偏僻处，他们急忙赶上，猛扑过去，挥动菜刀，一人一个，砍死护兵，夺了枪迅速离去。

　　贺龙带着吴玉霖躲避到石门南乡，购买枪支，发展人员。

　　到1918年1月，贺龙已召集了18人，带着3条枪，自动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

　　不久，贺龙在澧县冷水界遇到了澧州援鄂民军游击司令王子才，王对贺龙很赏识，给了他个营长职务，部队开往石首。

　　刚到那里，副司令荣金芳拉了一部分人枪逃跑了，王子才也不想干了，把剩下的部队交给贺龙。

　　于是，贺龙就成了湘西援鄂一路总司令所属的游击司令。

　　他领导这支队伍转战石首、公安、松滋地区，不断袭扰北洋军。

　部队从18人3条枪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条枪。

　　后来，他在自己的履历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这就是国内外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3月下旬，贺龙率部随湖南护法军的援鄂部队从湖北公安撤退到澧州。

　　他去石门拜会已担任了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的林德轩。

　　林夸奖道：“老弟，我早就听说你带了20多人自动参加援鄂战争，辗转湘、鄂两省十来个县，队伍也扩大了，真不简单啊!你来得正好，我这个军刚组建，正缺少人手，你就到我这里来吧!你好好干，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随后，林德轩任命贺龙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桃源。

　　贺龙三姐夫谷青云和刘汉元率领20余人，以及贺龙一些老部下闻讯纷纷到桃源，部队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1918年9月下旬，贺龙率领的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由桃源县移防至桑植。

　　那时，桑植县连年灾荒，大量饥民涌进县城，沿街乞讨。

　　“神兵”作乱，盗匪横行，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因此，贺龙一回到家乡，马上同知县交涉，并派出官兵，协助地方政府救济灾民，稳定民心；平息了桑植县和大庸交界处的“神兵”暴乱；镇压了全县民愤最大的大恶霸“郑半街”，解决桑植县境内“八大诸侯”，“四大鳌鱼”的封建割据，使地方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他为民请命，经请示上级同意，枪毙了贩卖鸦片，毒害百姓，欺压良善，横行不法的护法军团长马吉祥。

　　他带头捐款，开山凿石，修桥铺路，使桑植县城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他尊师重教，开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

　　他从严治军，整训部队，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

　　由于贺龙政绩斐然，治军有方，使他在湘西军政界的声望日益提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为此，湘西地方实力派，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和澧州镇守使王子豳，为壮大自己的实力，都竭力拉拢贺龙。

1919年夏天，贺龙接到两张委任状：陈渠珍委任贺龙为支队司令，王子豳委任贺龙为团长。

　　如何处理两个任命?贺龙接受了前两次队伍被吃掉的经验教训，所以十分谨慎。

　　他同有关人员商量，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认为：陈渠珍被称“湘西王”，为人老奸巨猾，野心很大，一心想称霸湘西。

　　他的老巢凤凰与桑植近在咫尺，弄不好就会被他吃掉。

　　王子豳在政治上转向孙中山，澧州距桑植甚远，鞭长莫及，可以服招不服调，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经这样一比较，贺龙决定接受王子豳的任命。

　　王子豳因贺龙接受他的委任，非常高兴，慨然许诺给配发300条枪，300箱子弹。

　　1920年5月中旬，贺龙请父亲贺士道和胞弟贺文掌，带了他的书信礼物，由副官贺植卿带了数十人护送，秘密去澧州会见王子豳，领取枪支弹药。

　　不料这个消息被早给陈渠珍收买，在贺龙接受王子豳任命后，刺杀贺龙未遂，又勾结王朝章为首的“神兵”袭击洪家关，血洗贺氏族人，“神兵”被贺龙消灭后，逃到永顺投奔陈渠珍的原贺部参谋谷膏如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勾结土匪陈继之，在贺氏父子必经之地的几个重要路口设伏。

　　当贺士道一行来到偏僻的三人潭时，数百名土匪发起突然袭击。

　　贺士道不幸身中数弹，跌落马下，坠入三人潭，被滚滚的激流卷走，光荣牺牲，连遗体也没找到，终年57岁；贺文掌躲在山上，被土匪搜出。

　　这帮毫无人性的土匪，在河滩上堆起柴火，把15岁的贺文掌放入大甑中，活活蒸死。

　　数十名护送士兵因寡不敌众，都壮烈牺牲，只有贺植卿侥幸逃回报信。

　贺龙得知父亲和弟弟牺牲的噩耗，犹如五雷击顶，痛断肝肠。

　　他命所属钟慎吾率部队歼灭了陈继之这帮土匪，但谷膏如销声匿迹，下落不明。

　　为此，贺龙的亲友和族人极为悲愤，要去砸谷家祠堂，贺、谷两个家族的矛盾顿时到了白热化程度，眼看一场宗族的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贺龙听到此消息，飞快从县城赶回洪家关劝阻。

　　他顾大局，识大体，为洪家关的老百姓，及贺、谷两族的大多数人着想，耐心的说服了自己的亲友和族人，不要搞冤冤相报，化解了两族的矛盾，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1920年，谭延第三次出任湖南督军，掌握了全省的军政大权，随即大肆排斥异己。

　　他唆使心腹旅长、澧州镇守副使卿衡于7月22日，暗杀了澧州镇守使王子豳。

　　王子豳的儿子王育寅自封为常澧护国军司令，发兵9个团，决心同卿衡拼个鱼死网破，发誓为父报仇。

　　但王育寅没有打仗的经验，便火速赶到桑植，请贺龙出兵支援。

　　贺龙出兵把谭延的鹰犬卿衡打得大败，宣布下台。

　　为此，谭延大发雷霆，指责王育寅拥兵作乱，并命令湘军出兵讨伐。

　　王育寅慌了手脚，寝食不安。

　　贺龙向他建议，给孙中山写信，讲明情况，请求把被谭延排斥的湘军驻广州代表、老同盟会员和中华革命党人林修梅派回湖南。

　　王育寅照计而行。

　　孙中山果然将林修梅派回湖南。

　　林9月到达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

　　林修梅对贺龙顾全大局，毅然出兵协助王育寅赶走卿衡大加赞扬，并委任他为湘西靖国军团长。

　　10月，湘西靖国军为支援孙中山，起兵“援粤讨桂”，准备进军广西，攻打桂系军阀。

　　为此，孙中山电告湖南当局。

　　但是，谭延根本不听孙中山的，反而组织湘军对靖国军发起进攻。

　　双方交战数月，靖国军寡不敌众失败了。

　　贺龙把林修梅护送到去武汉的船上。

　　贺龙在湖北鹤峰对部队进行整顿，准备返回桑植。

　　陈渠珍一心想称霸湘西，他乘林修梅“援粤讨桂”失败的良机，欲以武力消灭异己，统一湘西。

　　对贺龙当初拒绝他的委任，一直耿耿于怀，让谷膏如行刺又没有得逞。

　　如今贺龙成了一支孤军，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陈渠珍派左翼司令张云龙率领精锐部队，埋伏在贺龙返回桑植的必经之地，企图将他一举消灭。

　　结果，这次“双龙会”，“活(贺)龙”大显神威，把张云龙的部队打得伤亡过半，大败而逃，还活捉了上百人。

　　陈渠珍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武力解决的路行不通，又使出拉的一手，派其亲信到桑植去当县长，游说贺龙归服他。

　　贺龙对陈渠珍的险恶居心心里一清二楚。

　　但是，当时湘西靖国军只剩下他一支孤军，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枪支弹药得不到补充，军饷没有着落，处境非常艰难。

　　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韬光养晦的策略，暂时接受了陈渠珍给他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的任命，再视情进退。

　　因此，贺龙表面上是陈渠珍的支队司令，实际上奉招不奉调，不听从他的指挥。

　　陈渠珍深知贺龙胸怀大志，对他威胁太大，要设法把贺龙挤走。

　　正当他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在1922年初夏，恰好他的老上级、川军将领石青阳向他借兵，便乘机把贺龙的部队送往四川。

　　那时，四川省有两大势力：一股是以中国同盟会元老、四川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为首，拥护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力量；另一股是以四川军阀、四川省省长兼四川靖国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为首，依附北京北洋政府的反革命力量。

　　1922年春夏之交，熊克武的第一军打败了刘湘的第二军，刘湘残部由杨森率领，溃退到湖北宜昌，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趁机联合刘湘、杨森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的力量，准备以武力赶走熊克武，统一四川。

　　面临川、滇和直系军阀联合进攻的严峻形势，熊克武向孙中山请求支援。

　　孙中山接到报告，立即召见老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人、原川军师长，他大本营的参议石青阳，命他立即回四川，组织力量，支援熊克武。

　　石青阳在回四川时途经湘西，拜访老部下陈渠珍，提出向他借兵。

　　陈渠珍便极力推荐贺龙去四川。

　　这样，一则可以作为顺水人情，得到拥护孙中山出兵援川的好名声；二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劲敌贺龙送出湘西，扫除他称霸湘西的障碍。

而贺龙一心一意拥护孙中山，也不愿意受陈渠珍掣肘，因此，他愿意随石青阳入川，支援熊克武打四川军阀。

　　他对部下说：“我很想见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

　　清朝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动起来，这个威力还了得吗?”

　　这年的初夏，贺龙率部随石青阳来到四川省酉阳县的龙潭镇待命。

　　石青阳出任川东巡防军总司令。

　　他对贺龙颇为赏识，在酉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把贺龙介绍给参加会议的熊克武代表余际唐、东防督办但懋辛的代表吴咏南和他旧部旅汤子模等人说：“诸位请看，我请来了湖南一条龙，他才20多岁，就担任了支队司令，正是年轻有为!”不久，四川重新开战，熊克武、但懋辛和刘成勋的部队向刘湘、杨森、袁祖铭的部队发起进攻，石青阳的川东巡防军从侧翼配合熊克武等部作战。

　　7月，贺龙和汤子模部协同作战，攻占了涪陵，赶走了袁祖铭部。

　　因作战有功，贺龙被升任川东巡防军警卫旅旅长，驻守涪陵，担任长江防务。

　　贺龙进驻涪陵后，体恤民情，废除苛捐杂税，除暴安良，稳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大得人心，深受老百姓的拥护。

　　1922年秋，贺龙率部移师彭水，在驻防半年多时间里，他体察民情，清剿土匪，维护治安，平抑物价，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修桥铺路，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老百姓在他旅部驻地彭水县郁山镇立了一块刻有“德媲宗韩”，“恭颂旅长贺云卿德政”的德政碑。

　　在贺龙率部离开彭水的时候，乡亲们向贺龙恭恭敬敬地献了两面绣着“经文纬武”、“俎豆诗书”的锦旗。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于8月到上海避难。

　　贺龙忧国忧民，非常关心孙中山的处境，立即派周参谋带了他的亲笔信，去上海晋谒孙中山，表示忠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愿为之努力奋斗。

　　身处逆境的孙中山，此时为有贺龙这样对他忠心耿耿的革命志士，感到无比欣慰，给贺龙写了回信说：“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

边徼火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迩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悃，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以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精益，一俟会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

　　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逭。

　　切望秣厉待时，共戡大难。

　　此复，即询戎绥。”

　　这封信，体现了孙中山对贺龙的嘉勉、无比信任和殷切的希望。

　　1923年1月，陈炯明叛乱被平息。

　　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组建大元帅府，决定组建“讨贼军”。

　　这个“贼”，是指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如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各省的代理人。

　　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吕超、石青阳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贺龙被任命为第一混成旅(又称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在此之前，他已于4月中旬率部重返涪陵。

　　夏天，孙中山命令熊克武率讨贼军发起反攻。

　　贺龙旅在汤子模师、周西成旅的配合下，切断了长江上游的水上交通，阻止吴佩孚沿长江以兵力和武器装备西援，对重庆的川、黔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敌军陷入了困境，一日数电向吴佩孚求救。

　　吴佩孚接到求救电后，急忙向日本帝国主义求援。

　　他同日本驻武汉总领事商定，由日商经营“日清公司”的“宜阳丸”和“云阳丸”两艘客货轮帮助向重庆偷运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