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戴笠此时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使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从淞沪抗战失利后，属于戴笠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全数撤到了安徽境内。一段时间后，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争名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了蒋介石那里。当时因抗战形势吃紧，蒋介石在精力上顾不上，加上时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对戴笠训斥了几句后就让戴自己来处理此事。戴笠受命后亲赴东南地区进行协调整顿，才使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有了缓解，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多次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部队，为此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是，忠义救国军本是一批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毗邻的地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走私贩卖。忠义救国军的行为，使得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的矛盾再度紧张了起来。迫使一直沉默的顾祝同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说忠义救国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是十足的一群土匪。要是过去，蒋介石也不一定会把这当一回事，批转给戴笠处理也就了事。可当他对戴笠有了戒备之心后，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方式来处理了。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后，仍然批转给了戴笠，但在批示中明确写有“为维护战区军令统一，取消忠义救国军编制”。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如次批示后，显然感觉到这批示里充满着怒气。蒋介石的这一手使戴笠浑身都有了冷汗。戴笠明白蒋介石的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义救国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假如他此次对这事处理不当，那么经过苦心发展起来的这支特务武装要毁于一旦，而且戴笠他自己也会受其牵累。于是，戴笠经过反复考虑，向蒋介石呈送了三条意见：

　一是，调整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周围龙调任军统别动军的总司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胡宗南推荐的马志超担任。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西安事变前是军统陕西站站长兼西安市警察局局长。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贪生怕死，事变结束后被戴笠贬到兰州市任警察局长，后因钻营不得志到胡宗南的手下做了位师长。在戴笠向胡宗南征求对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的人选时，胡宗南推荐了马志超。戴笠对马志超的品行和才能素来瞧不起，但考虑到是胡宗南推荐，加上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容易被蒋介石接受，也就接受了胡宗南的推荐。

　　二是，就是前面已经写到过的，戴笠在得到梅乐斯的支持后，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训班，分期分批整训忠义救国军的所有官兵。训练结束后，忠义救国军一律装备美式武器，并准备用于配合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因为，戴笠深知这时的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军队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既然美国人都重视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那么蒋介石就不可能不对原来的决定予以重新考虑。

　　三是，尽管第三战区因忠义救国军的关系，数次到蒋介石面前告状，早已使戴笠对顾祝同等人心存芥蒂，但戴笠还是决定到第三战区与顾祝同等将领进行面谈，再次协调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关系，并严厉整肃忠义救国军的作风和纪律。

　　戴笠为挽救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可谓用心到家，不过他的心事没有白费，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意见，忠义救国军得以保留了。

　　戴笠终于喘了口气，可他对连续发生在军统身上的事件进行反思后，觉得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的头目，很容易会被蒋介石以某种借口加以铲除，惟有向军界发展才能在政治上增加保险系数。为此，戴笠通过梅乐斯加紧了与美国海军的合作，他想通过这种合作以增加美国海军对他本人的好感，以此让美国人来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由于有了戴笠与美国海军的良好合作，加上梅乐斯在美国国内为戴笠进行宣传，为此在埃及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会见戴笠也就理所当然了。但罗斯福的提议,使蒋介石感到了戴笠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变强，而且这迅速变强的力量很有可能被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染指。对此，蒋介石内心里有了不安，如果真的戴笠的组织被美国人控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时，一个企图推翻蒋介石领导地位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及时发现这阴谋的正是戴笠。蒋介石为此暂时隐藏起了对戴笠的不安和警觉。

一山不容二虎

戴笠，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